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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金融企业要真正建立“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机制。一些金融企业领导人视企业治理机制和制度为形式，往往为自己所在单位利益和个人升迁，弄虚作假，违规经营，也是造成金融秩序混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对这些高管人员要长防紧盯，及时处置。对严重违规造成严重损失并不予救助的金融企业，应采取兼并或破产清除，以示法规的严肃性。

主力重回净流出通道在大盘下探至两年新低的情况下，近期市场氛围总体较为冷清，资金交投意愿不强，场内题材概念大多偃旗息鼓。上周五沪指盘中再创新低，一定程度上激发市场博弈超跌心理，在早盘资金延续净流出基础上，午后抄底资金大举介入，从而令两市暂时告别净流入通道，当天获得5.48亿元净流入。

国开债：收益率再次上行国开债方面：收益率整体上行全周来看，国开债收益率整体上行。其中1年上行3个bp，3年上行9个bp，5年上行2个bp，7年上行7个bp，10年上行6个bp。利差方面，各期限利差涨跌不一，全周来看，1年上行3个bp，3年上行1个bp，5年下行12个bp，7年下行1个bp，10年下行4个bp。短期信用利差涨跌不一。国开-AAA中票利差方面，具体来看，1年期利差上行8个bp，3年期利差下行3个bp，5年期利差保持不变，7年期利差下行2个bp，10年期利差下行5个bp。国开-AA中票的利差走势大体上行，1年期利差上行7个bp，3年期利差上行1个bp，5年期利差上行4个bp，7年期利差上行1个bp，10年期利差下行2个bp。

而实证研究表明，对于大多数经济体而言，金融行业的资源供给与配置都是实体经济重要的前瞻指标，我们使用中国和美国两个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进行研究。在中国，政策制定者通常采用“量”作为货币政策调节的准绳，特别是本轮经济周期中表现得更为明显。2018年美联储整体货币政策仍然呈现收紧态势，加息节奏并未明显放缓，在资本外流的压力下，中国央行通过利率宽松的政策空间被大大限制，因此主要通过货币总量供给的相关指标逆周期调节经济。2018年全年，中国央行分别在4月、6月和10月共三次通过“定向降准”的方式，合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250个基点。2019年1月4日，央行公告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从“定向宽松”转为“全面宽松”。

答：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德国副总理兼财长肖尔茨在北京共同主持了第二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此次对话是中德两国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在财金领域举行的首次高层对话。中德双方围绕“扩大双向开放，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德财金关系迈上新台阶”这一主题，讨论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德战略性合作、金融合作与金融监管等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丰硕、务实成果，也取得很多共识。

阿依努族是西起西伯利亚、东到千岛群岛、北至北冰洋沿岸、南抵日本本州东北地区、分布十分广泛的民族。在中国史书中同样有对阿依努民族的详细记载。13世纪居住在库页岛上的鄂霍茨克民族受到渡海而来的异族的入侵，并向临近的蒙古国求援，而后引发了战争。据考证，当时这些在史书中被记载为“骨嵬”的民族就是扩散至库页岛和西伯利亚地区的阿依努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