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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底，在31个省市自治区当中，仅有贵州的负债率（债务/GDP）超过了60%的警戒线，青海也较为接近，其他省市的负债率基本都在40%以下。截至2017年底，在31个省市自治区中，贵州、内蒙古、辽宁、云南、青海和陕西的债务率（债务/综合财力）均超过了100%的警戒线，尤其贵州更是超过了150%的国际警戒区间的上限。

在北欧有个词很流行，叫做“plogging”，是瑞典人创造的。苏尔芭说，这个词是把瑞典语“plocka”（捡垃圾）和英语的“jogging”（慢跑）放在一起组成，意思是“捡垃圾慢跑”，也就是倡导大家一边慢跑一边捡垃圾，自发清理自己的城市环境。

居民部门的加杠杆也与房地产紧密相关。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较高，金融可获得性较低，因此此前整体杠杆率并不高。但是在对住房的刚性需求或投资性需求的推动下，居民开始大规模贷款买房；同时房贷又属于优质资产，因此商业银行也乐于放贷。房贷的大幅增加快速推高了居民部门杠杆率，而“首付贷”等违规信贷产品的出现加重了期限错配和杠杆风险。

澎湃新闻查询发现，与此案类似的案例，全国多地已有发生。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共查到2016年至今的15份判决、4份裁定。上述15起判例中，有3起判例判决集体经济组织胜诉，有12起判决包括外嫁女在内的原告村民胜诉，要求相关村组支付原告集体资产收益款；在4起裁定案例中，有2起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其中1起法院认定事项属村民自治范围，不予受理。

中国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认为，影响中国金融体系长期稳健发展和短期稳定运行的主要风险来自内部。眼前需要对外部风险冲击足够重视，但是内部防风险才是强身健体、固本培元的根本所在。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从内部风险看，一是金融机构流动性分层导致中小金融机构杠杆率较高。大型金融机构更容易从央行获得资金，而中小金融机构只能从大型金融机构间接获得流动性，导致中小金融机构杠杆率偏高、期限错配风险增加。二是A股散户比重较大。散户在投资中容易产生不理性行为，形成“羊群效应”。三是互联网金融风险较大。互联网金融很少纳入央行征信系统，风控比较薄弱，导致违约、卷款潜逃、非法集资等。

3 如何去杠杆：防化重大风险中国宏观杠杆率偏高并不单单只是一个总量性问题，更关键的还是结构性以及背后的体制性问题。如果对结构性杠杆的现状和成因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仅采用总量性政策进行调控，往往会陷入“一刀切”或“治标不治本”的困境。3.1 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结构性去杠杆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