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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月31日，湖北省信用债存量规模共计5541.23亿元，占全国信用债券存量规模的2.69%。从城市来看，主要集中在本次疫情较为严重的武汉，规模为3545.24亿元，占湖北省信用债总存量规模的64%，疫情相对严重的宜昌、襄阳的存量规模分别为447.47亿元、304.84 亿元。从评级来看，以AAA级为主共2186.83亿元，占总规模的40%左右，AA+、AA 级信用债规模分别为1174.2亿元、1584.06亿元。从发行主体来看，以地方国有企业为主，共4386.93亿元，占总规模的80%。

我国目前人口总量和结构的“转折”，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上世纪60-70年代基于“新马尔萨斯”观点形成的人口政策。建国之初我国进入相对和平时期，加之当时政府采取了休生养息、鼓励生育的政策立场（1949-1953年），人口增速（自然增长率）居于高位，最高接近25‰（1954年）。1959-1961年，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我国人口增速一度大幅回落，但之后出现快速恢复性增长，并于1963年达到33‰的峰值。此后受到我国“晚稀少”、计划生育（1978-2013）等人口政策影响，人口增速开始趋势性下行，2018年已回落至3.81‰，目前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经低于美国（图5）。

从世界经济变化看，2009年至2017年全球GDP年平均增速3.41%，低于危机前5年1.7个百分点，其中2016年仅为3.2%，为6年间新低，表明10年间世界经济增长乏力；2012~2016年间，全球贸易年平均增速连年低于3%，低于全球GDP增速，拖累了全球经济增长。2017年以来，世界经济才显示出复苏态势，GDP增速同比上升至3.76%，贸易增长大幅上升至4.7%，贸易流动增加反映了2017年间全球经济活动的整体反弹，但贸易摩擦升温又增加了贸易的不稳定性。

原标题：花儿与少年：人口增长的道德意义作者：丁安华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大历史：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都很难预测。例如产出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预测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更不用说宏观政策的变幻莫测了。不过，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从中长期的观察很大程度上是清晰可辨的，大趋势确定而难以逆转，背后的逻辑是生老病死的自然铁律。认识到这点，就不难把握人口政策调整的时机，所谓“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是也。

因此，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可谓 “未富先低”。一个明显而可靠的解释就是中国的生育率受到特定人口政策的扰动。1978年，“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被写入宪法。1979年起，除部分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农村实行更宽松的政策外，一胎化政策（one-child policy）在全国城乡陆续推行，直至2013年。一胎化政策施行的30余年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妇女总和生育率均趋势性大幅下行。

上半年的调控内容不仅仅局限于简单限购、限售、限价、限贷，因城施策和分类调控特征明显，手段也更加多元。——限制房价涨幅，规范市场秩序。上半年，多地加强了商品房销售价格管理和市场监管力度。如威海和聊城等地规定新房3个月内不得涨价；昆明也要求新房预售价格6个月后方可申请调整，且在12个月内合同网签备案均价上浮不得超过6%。武汉、江门、佛山、赣州、海南等地则先后出台市场监管措施，直指炒卖房源、茶水费、阴阳合同等乱象，新房销售严格执行政府审批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