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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表示，考虑到去年已对符合条件的农商行和城商行实施过定向降准，此次普惠金融定向降准中所有大型商业银行都将得到1.5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优惠，为发挥定向降准的正向激励作用，支持股份制银行发放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同时优化“三档两优”存款准备金率框架，此次对得到0.5个百分点准备金率优惠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再额外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同时要求将降准资金用于发放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并且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从而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等普惠金融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驻香港的亚太区股票研究主管Manishi Raychaudhuri表示，不可否认这些科技股出现了协同性的回调。他还称，虽然美国的监管挑战可能不会直接影响这些亚洲公司，但如果美国主要科技公司的估值出现回调，确实会波及其他地区的科技股。

这几天，正值春运返城潮，一线城市作为主要的人口流入地，疫情扩散风险和防控举措因而备受关注。然而，在大城市之外，中小城市和农村的情况同样值得关注：随着疫情形势发展变化，中小城市和农村的疫情防控任务不断加重、难度不断加大。相比于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医疗资源更加匮乏，受到的社会关注更少，因此也更需要得到相应援助。

直接降低银行付息成本约85亿相较于此前全面降准释放的8000亿至9000亿资金，本次定向降准所释放的长期资金为5500亿元。其中， 4000亿元为达到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考核标准的银行所释放的长期资金，另外1500亿元系对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再额外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所释放的长期资金。

前述上海私募合伙人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金融机构是非常欢迎这样的管理人才的，由于熟悉监管系统并且经验丰富，能够更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公司发展过程中的危机，让公司更平稳更健康地发展。相比之下，市场化的管理者是更容易寻找的。”刘世安在证券监管机构承担管理工作已有超过20年的时间，任上交所副总级别职务亦长达10年时间，在证券领域拥有广泛资源和影响力，尤其是与监管层保持着良好的业务互动关系。而未来是否能推动国海证券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新总裁刘世安的直接挑战。

指数表现分化部分源于指数编制方法及权重股的差异。A股投资者习惯将上证综指当做A股的整体指数，然而上证综指因其编制机制并不能完全代表A股：首先，上证综指编制时用的是总市值加权平均法，这使得上证综指走势受到大盘股的影响极大，截止至2018/07/18，上证综指中银行股、中石油及中石化的总市值占比合计高达75%。相比之下，万得全A与沪深300指数编制时使用的是自由流通市值加权平均法，指数中银行和两油的自由流通市值占比只有9%与17%，大盘股对指数的走势影响有限；其次，上证综指只包含在上交所上市的股票，深交所的股票并未包含在内，从历史数据来看，08年全球金融危机底部至今，深证综指的累计涨幅为247%，远超过上证综指。若用万得全A与美股做横向比较，08年低点以来万得全A上涨212%。这一涨幅已接近美股的涨幅，但是考虑到我国基本面远好于美国，这一涨幅依旧偏低，即指数编制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中美指数走势分化。细究中美股指涨幅，我们发现两个现象：一是美股多年上涨主要源自权重股的上涨，且权重股涨的多主要是估值高：我们以MSCI美股大盘股300指数与沪深300指数作为权重股的代表，将它们与整个市场的走势进行对比，MSCI美股大盘股300指数/MSCI美股整体指数的相对值在过去十年是一直稳定的，表明在美股，市值最大的300家公司的走势基本决定了美股整体的走势，而沪深300/万得全A的相对值是下降的，由08年金融危机后的1.3下降到今天的0.9。细看美股与A股指数中前十大成分股的情况，标普500前十大权重股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累计涨幅中位数为688%，高于沪深300前十大权重股的424%，但美股权重股涨的多主要是估值高而非基本面更优秀：标普500前十大权重股中过去十年净利润年化复合增速中位数为8%，低于沪深300成分股的23%，标普500前十大权重股中过去十年平均PE中位数为20（TTM，倍），高于沪深300的10.5（TTM，倍）。二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涨幅远大于在A股上市的中国股：MSCI海外中国指数（99%的权重股为美国上市的中概股）08年底部至今上涨1235%，涨幅远超过美股三大指数与A股三大指数。我们认为，A股与美股有这些差异主要源自A股制度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