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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个不难为菩萨，不难为领导的案例。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萨达姆政权高官集体消失，但伊拉克新闻部长萨哈夫，从伊战开始到伊战结束，几乎天天都出现在电视和媒体上，尽管伊在军事上毫无还手之力，但这位新闻部长每天的新闻报道都语出惊人。伊战的最后几天，有时萨哈夫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美军坦克就在不远处，萨哈夫有许多名言，其中一句是，“我们是故意让他们进城的，因为这样才能更方便我们消灭他们，我们已经把他们的退路堵死了！”

台湾《联合报》文章指出，国民党、民众党及“时代力量”在政治光谱显著不同，有各自的顾虑与心结，民众党中心价值尚不明确，对组成联合阵线也是隐形障碍。文章认为，民进党席次过半，就算“在野党”完全合作都不免遭民进党辗压，若三方不能形成共识，抓住合作的契机，则以“时代力量”、民众党所占席次而言，在议题推动上，只能是狗吠火车，最终沦落孤芳自赏的地步，而国民党若不能得到小党的支持，恐怕也只能一再重演占领主席台的戏码。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题：证监会：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改革的重中之重新华社记者刘慧、许晟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头雁”和资本市场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上市公司的质量至关重要，备受市场关注。11日，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公开阐述上市公司监管工作。

另一种是把产权改革放在首位。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照搬西德经验，因为西德以私营企业为主，在市场经济中能够适应价格改革的私营企业会继续存在并发展壮大，不能适应价格改革的企业会被淘汰或者被改组、兼并。中国的情况与西德完全不同。西德的企业是私营企业，而中国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国有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不可能因价格放开而变得灵活。放开价格后，西德企业通过重组、兼并再次获得新生的经验，也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国有企业。如果价格一下子放开，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民经济很可能会遭受到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1986年4月，我提出了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的主张：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是因为，价格改革主要是创造一个适宜于竞争发展的环境，而所有制改革或企业体制改革才真正涉及利益、责任、刺激、动力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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